企业的合宜性
无论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经济人，都不得不透过“公正的旁观者”，照看一下自己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合宜性。“合宜性”就是对自我和他人的行为进行赞同和否定的内在标准。2008年10月3日参加山东大学经济系1978级入校30周年校友会时，我们得到了一次照看自己的机会。入夜，我们7、8个住在学人大厦的同学在放浪形骸：围坐在校园一隅的草地上， 青岛啤酒、中华烟，还有几颗花生米，国事、家事、天下事，汶川地震的万众一心、两个奥运的无尚荣光、“神七”飞天的神奇与“秘密”，谈笑风生、海侃神聊。
当然，也谈及令人神伤的“毒牛奶”。学兄薛为昶的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他从道德哲学的视角透析“毒牛奶”等一系列的社会性事件，他认为现在的一些企业家、企业，甚至社会，缺乏起码的应该包含在人的本性之内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或称之为“善良意志”，落实在个体上就是个体道德，落实在社会中那就是伦理精神。这个“善良意志”是自然、人、社会和合的基础。和合，用亚当·斯密的概念就是“合宜性”。现今中国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缺乏这种“合宜性”。
斯密发现，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会想到自己是美还是丑，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品质，不可能思考自己情感和行为的合宜性和缺点，更不会去想自己心灵的美与丑。可是，一旦把这个人带入社会，他立刻就得到了在此之前缺少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他会看到自己感情的合宜或不合宜，会看到自己心灵的美与丑。这面镜子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无论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经济人，都不得不透过“公正的旁观者”，照看一下自己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形象。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用 “同情”、“合宜性”、“公正的旁观者”等独特话语系统诠释了经济人的本性中应该含有的“善良意志”。“合宜”是人们的行为是否合理的尺度，是美德与恶行的分水岭，“合宜性”就是对自我和他人进行道德评判，对自我和他人的行为进行赞同和否定的内在标准。而“公正的旁观者”又是一个“假想”的，存在于行为人自身内心的、对自我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内心的旁观者”。它的意义在于将他人或社会的道德评判规则作为内心的道德标准，通过想象力的作用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省式的道德评价(自我赞同或自我反对)。“合宜性”与“公正的旁观者”，就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自爱的“经济人”，天生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它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而这个自爱的“经济人”又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克制私利的能力。他常常能够站在“公正的旁观者”立场，根据人类期待和要求于我们的意念而愤恨和喜爱，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
“合宜性”、“公正的旁观者”与“经济人”、“看不见的手”一样，都是亚当·斯密对人类、对历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只记得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为中心的《国富论》，却忽视了作为出发点和终结点的，以“合宜性”为中心的《道德情操论》？这可不可以说是折射出现代社会经济人的“善良意志”中经济因素过度、道德成份缺失？
毋庸置疑，“合宜性”不只是审视“毒牛奶”这类社会性事件的新视角，也是我们透析企业和企业战略的指示器。企业和人一个样，不仅要有精明的头脑，还须有“良”好的“心”脏。“毒牛奶”事件的教训就是这些企业光有经济头脑，没有“良”好的“心”脏，结果导致了当今牛奶本土一流品牌整体性失信于民。我们的一些企业、企业家，只记牢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而忘却了做人、做企业要有良心，要有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合宜性”。“牛大婶得心脏病了”！不过，还有救，赶快手术，搭个“桥”！这个桥就是用社会责任感沟通企业的良心，达到“社会合宜性”。
现在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不管你确定了什么样的战略定位，不管你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你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你失去了“社会合宜性”，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社会合宜性”上的一票否决，值得企业和企业家三思。
把亚当·斯密的“合宜性”应用于现代企业研究比较成功的有理查德·巴雷特。巴雷特研究发现，现代企业是一个由七个意识层次组合而成的复合体。最底层的“生存意识”强调它必须重视成本、利润，第二层次的“依存意识”强调公司内彼此的关系意识，第三层次自尊意识强调公司的发展和品牌，第四层次“变革意识”强调升华和转型，第五层次“和谐意识”强调公司内部的合伙人意识所形成的人文环境，第六层次社会合宜意识则把内部和谐关系推到了企业外部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第七层次“服务意识”则强调发自大爱或悲悯心的服务人类愿景和使命。这七个层次意识，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每个层次都不可或缺。任何一个意识层次缺位，就会生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理查德·巴雷特《解放企业的心灵》公茂宏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有毒牛奶，仅仅聚焦在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意识上，使得一个企业，没有经历变革升华的意识，没有把企业员工、供应商和客户，都当成利益相关者，更没有树立为客户和社会服务的意识。这种残缺的企业意识，正是王文华、牛根生们的一种写照。这种残酷的现实，让我想起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德的警句：
“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智者170多年前的语言，今天读来还是那样振聋发聩。确实，那些不良企业，已经丧失了“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他们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无发展生产能力。这些对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无发展能力的企业，还有什么资格存在呢？
温家宝总理说，那些往牛奶里掺有毒化学物质的牛奶企业，是“不良企业”，他发誓决不放过一个不良企业。温家宝总理的话又一次说到了人民的心坎里。可是，什么是“不放过一个不良企业”？
至少应该有下面一些考量：加大受害者对违法者的索赔，要让违法厂商血本无归；出现重大犯罪的企业，股东应负无限责任，股东会有动力来对经营层进行监管；强化法律的集体救援；健全法制，强化制度建设；建设社会合宜企业和环境。
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温家宝提出建立道德血脉。人是需要信仰的。现在国学的昌盛，实际上是亿万中国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归属的一种自觉运动。亚当·斯密提出同情心和同理心，《论语》中也曾经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人性有四个基本的结构，叫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还有是非之心。如果人们都能跳出一己的小圈子，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看待自己和社会关系，那将是一个极大的合宜性社会。
毒牛奶事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切实感受到诚信和良心是第一位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普及和落地生根，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本文原载：数字商业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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